20世纪50年代对于工人来说是一个矛盾的年代：一方面，在理论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，工人阶级已经当家做主，理应享受国家主人的待遇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为了加速发展经济，政府已经确定了高积累、低工资的经济政策，作为整个社会拿工资人数最多的工人，作为社会底层，自然首当其冲，只能处在一个低收入的状况。于是，就产生了一个今天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：说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，他们却大量生活在棚户区里，过着今天的青年已经非常隔膜的贫困生活；说他们的生活处境与解放前相比没有多大差别，他们却有着强烈的翻身感，表现出罕见的劳动干劲，这种干劲和精神在今天的工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对上世纪50年代的工人生活已经表现出很大的隔膜。
　　钢铁工业在上世纪50年代有“元帅”之称，是当时重点发展的产业。解放前的钢铁厂，工人的劳动条件、劳动保护都无法同解放后相比。那时炉前的送料都是工人抬着箩筐，踩着跳板往炉子里送；普通工人的收入很低，仅只是口而已；他们所住的房屋，绝大多数都是草房，用解放后工人“回忆对比”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从早忙到晚，只够自己一张嘴巴；家里老婆、孩子，一天喝不着二两粥；靠借债度日，逢年过节，躲债度难关”。 那时工厂的工人是从宝山地区的农民中招来的，宝山地区是江南的鱼米之乡，自然灾害也比较少，相比其他地方的农民，他们应该算富裕的；然而，那里的农民依然愿意进入钢铁厂做工，甚至在工厂歇业之后，准备复工，他们往往会放下手中的农活，回到工厂。须知他们不是逃难到上海一无所有的农民，而是在当地有土地、有亲属的农民。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熟悉的农活，到工作环境恶劣、劳动保护条件糟糕、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工作，只能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他们觉得工人的待遇要比农民好。由于资料的缺乏，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那时该厂的工资资料与当时的物价作对比，来判断当时工人的收入状况，但是从当地农民对到工厂工作的热衷态度中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，解放前的工人尽管过着贫困穷苦的生活，但是比起更加贫穷的农民来，还是要好一些。 国际中医保健网｜整理
　　1949年的解放，对于工人来说是一件大事，但是，因为人数太多了，要大幅度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，当时百废待兴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物质条件。所以刚刚解放时，政府就多次要求工人不要把当家做主理解为过上资本家的日子。
　　但是，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，工人的工资是必须提高的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尽管新生的共和国依然还相当困难，但工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有所提高。这时国营企业较少，工人增加工资的负担主要是由私营企业承担的，由国家提出政策，工会促进推动。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，全国工业职工工资1952年比l950年增加了57．7％。由于物价的回落，根据1953年3月的一份工厂统计，上海各企业一元底薪可购米数量比1949年1月至4月提高105％。然而，工业、基本建设、交通运输等部门由于工资标准没有调整，合理的奖励、津贴制度又没有及时建立，对职工的升级控制过紧，以及某些企业和工程单位有停工窝工现象，到了 l954年和l955年，这些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的速度较慢，加之副食品的价格有些上涨，以致一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还有降低。这时的工人工资，由于企业的不同，行业的不同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

　　随着国家计划体制的建立，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，原来的工资折实单位，随着人民币的稳定，改为货币单位，实行了货币工资制。1956年，工人的工资变成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，各地的工资按照九个等级的地区差别，形成标准的工资制度，工人工资有了许多改善，特别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，尤其是与知识分子相比，显然有了较大提高：上海地区的钢铁工人一级工是42.4元，二级工是49.4元，三级工是57.5元；四级工是66.9元，五级工是77.8元，六级工是90.6元，七级工是105.4元，八级工是123元，八级工人的工资高于技术员的最高等级l06.5元。当时中学教师的最高工资是l57.5元，小学教师的最高工资是91元。当然在工厂里，八级工是很少的，大量的是三、四、五级，六级就很少了，有许多技术工种根本就没有八级工，有的连七级也轮不上。不过当时全国的工资水平都比较低，就是国家主席也不过拿六七百元，后来还取消了行政一二级，从三级开始。这时全国的工资水平差距，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低的。
　　上世纪50和60年代，虽然国家经济发展迅速，社会就业率提升很快，钢铁厂工人们的生活相当一部分还处在社会平均水平以下，许多工人妻子没有工作、小孩多、父母年老多病，一家老少七八口，全靠一个人五六十元的工资来养活。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，企业通过工会定期和不定期给他们发放生活补助金。当时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上海人均最低生活标准定为每月8元，凡低于这一标准，便补助到8元。另外，每到冬季来临或学校开学，可根据具体情况发给临时补助。发放补助金的过程非常民主，人人都非常看重这份权力。面对面的讨论，想一手遮天是办不到的。补助多少其实相差也不过三五元。特殊困难补助，比如家属生病、生养、病故等等容易产生矛盾。那时候穷人多，每个月补助名单张贴在食堂的墙上，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，大家的议论成为一种自发性的群众监督。不过，这种监督也造成了很多的精神压力，许多受领者不敢穿一件稍微像样点的衣服，在食堂吃饭连荤菜都不敢买一份，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也只好忍气吞声。
　　不过那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向上向好的心理预期。尽管工资低，补助的金额少，工人仍有明显的翻身感，这是由于劳动保险制度的确立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